娃哈哈争产案新进展：香港高院判决宗馥莉暂不得挪用汇丰账户资产

娃哈哈争产案迎来新进展，香港高院作出判决，宗馥莉暂不得挪用汇丰账户资产，这一判决对于解决娃哈哈集团内部的争议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对集团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案件的具体细节和后续进展尚待进一步披露。

在商业版图与家族传承的交织中，宗氏家族的故事始终牵动着公众的目光。作为中国饮料行业的标志性人物，宗庆后离世后的遗产纷争，不仅是一场家族内部的博弈，更折射出民营企业传承中的深层挑战。这场持续近两年的信托权益之争，于2025年8月1日迎来关键节点，香港高等法院的一纸裁决，再次将宗氏家族推向舆论焦点。

宗庆后离世后，其独生女宗馥莉全面接管娃哈哈集团。然而，2024年底，三名自称“同父异母弟妹”的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突然发起法律行动，声称父亲生前承诺为其设立21亿美元信托基金，并以香港高等法院为战场，申请冻结相关账户资产。这一诉求的核心依据，是三份关键文件：宗庆后手书的信托设立意向、委托宗馥莉办理信托的委托书，以及双方签署的确认协议 。

戏剧性的转折出现在2025年7月。杭州民政局出具的婚姻存续证明与公证遗嘱显示，宗庆后与原配施幼珍婚姻持续至去世，宗馥莉为唯一婚生子女，且持有2020年公证遗嘱，明确境外资产由其单独继承。与此同时，香港金管局调查发现，所谓21亿美元信托账户并不存在，2024年5月转出的108.5万美元实为越南工厂设备采购款，相关合同票据均已备案。这一系列证据的曝光，让原本看似清晰的信托纠纷蒙上了一层迷雾。

不过，8月1日下午4点，香港高等法院对宗馥莉及其三个“弟妹”的“信托案”宣布了一项决定。暂委法官林展程在书面判词中指出，尽管杭州法院的DNA鉴定已排除三名原告与宗庆后的血缘关系，但基于香港法律对信托协议的尊重，仍裁定宗馥莉在杭州中院及浙江高院诉讼结果出炉前，不得处置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账户资产，并需披露账户余额、资金流向及完整账目。这一裁决既体现了司法程序的严谨性，也暴露出跨境遗产纠纷中的管辖权冲突。

值得关注的是，宗庆后的遗产布局呈现出复杂的法律架构。根据香港法院文件，其2024年2月签署的两份遗嘱中，境内资产由宗馥莉及亲属继承，境外资产则通过委托协议设立信托 。这种“遗嘱+信托”的双重安排，本意为确保家族财富的平稳传承，却因关键文件的缺失（如信托设立的书面协议），为后续纠纷埋下隐患 。

此一事件在社交媒体引发广泛讨论。有法律界人士指出，若信托协议真实有效，其法律效力优先于遗嘱，但前提是信托设立程序合法合规 。部分网友质疑三名原告的动机：“既然DNA鉴定已证无血缘关系，为何仍坚持诉讼？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关联？” 另有观点认为，宗庆后的传承策略存在漏洞：“将离岸公司控制权交由子女，却未明确信托受益人身份，这种模糊处理为家族内斗埋下伏笔。”

企业界则更多关注事件对娃哈哈集团的影响。杭州国资委的公开表态成为关键转折点，其明确支持宗馥莉稳定企业运营，并确认46%国有股份未发生变动，市场渠道恢复率已达80%。这一背书不仅稳定了市场信心，也为宗馥莉的管理权威提供了政治保障。

这场纷争折射出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典型困境。宗庆后早年推行的“创业式传承”策略，让宗馥莉从基层成长为企业管理者，并成功将宏胜饮料打造成独立产业帝国 ，这种培养模式曾被视为家族企业传承的典范。然而，其对家族成员权益分配的模糊处理，以及跨境资产架构的复杂性，最终导致了今日的局面。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事件凸显了制度设计的重要性。普华永道的调研显示，中国家族企业新生代对技术创新和业务增长的重视程度远超全球同行 ，但如何将这种创新力与家族治理的稳定性结合，仍是未解之题。宗庆后坚持的“群众路线”股权架构（职工持股会持有24.6%股份） ，虽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企业向心力，却也在控制权争夺中成为双刃剑。

老胡觉得：香港高等法院的裁决并非终点，而是这场家族纷争的新起点。随着杭州法院9月最终判决的临近，宗氏家族的命运将再次成为焦点。对于中国民营企业而言，这一案例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在全球化资产配置的背景下，清晰的法律架构、透明的传承规划，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缺一不可。宗庆后曾言“娃哈哈的成功是全体员工的努力”，或许在这场风波过后，如何将这种集体智慧转化为制度性力量，才是企业长治久安的关键。

声明：取材网络，谨慎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