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有据”的禁锢：如何书写古典时代女性的Herstory？

摘要： 本文探讨了古典时代女性在书写自身历史时面临的“有理有据”的禁锢，文章指出，女性在书写自己的故事时不仅要面对社会传统的束缚，还要在有理有据的基础上寻找自我表达的方式，文章将探讨如何突...

本文探讨了古典时代女性在书写自身历史时面临的“有理有据”的禁锢，文章指出，女性在书写自己的故事时不仅要面对社会传统的束缚，还要在有理有据的基础上寻找自我表达的方式，文章将探讨如何突破这些限制，书写出真正反映古典时代女性经历的Herstory。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兴起，西方学者开始将妇女史研究溯源至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女性生活。但在1975年美国古典学家萨拉・波默罗伊的《女神、娼妓、妻子和女奴：西方古典时代女性的社会生活》（Goddesse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 Women in Classical Antiquity）（以下简称《女神》）付梓之前，西方妇女史著作只零星或部分涉及古代女性内容。《女神》充分结合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依历时性原则系统爬梳了从青铜时代至罗马帝国早期古代女性的生活，成为古希腊罗马妇女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学界认为它“标志着经典中女性研究的开端”，（Hall·Edith Review, Sarah Pomeroy, Women's History and Ancient History, The Classical Review. 1994）在西方女性史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与里程碑意义，已被用作多所高校古典女性课程的教科书。目前已被译为中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等多语种在学界出版。

First edition，Schocken Books，1975

《女神、娼妓、妻子和女奴：西方古典时代女性的社会生活》，吕厚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5年8月

从女性群像切入的社会史研究：不同阶级、族群、地缘的思辨视角

《女神》这一学术经典令人信服之处，在于该书对古代妇女群像的深度研究。《女神》的书名出自公元前4世纪伪德摩斯梯尼作品：“我们有情妇可供消遣，有女仆服侍自己，还有妻子生育合法子嗣。”（p12，译作页码，非边码，下同）而“女神”符号本身，也是一种对女性道德规范与宗教责任的神格化体现（p280-p283，p313-p345）。

作者以女性群体类型化处理为基本分析思路，区别于社会性别史研究中常见的男女差异或对立平面化模式，波默罗伊着重对女性内部差异展开横向比较，并在社会人格分类框架下关注女性身份的流动性。例如，在罗马奴隶制语境中，奴隶境遇有时不逊于自由人（p292、p308），奴隶可攒钱购买私人奴隶（p297），女奴被释后也能从事纺织等职业（p304）。这种分析还兼顾阶级、社会地位、族群与地缘等复杂维度，为各类女性群体从生到死的完整生命历程的每一阶段构建纵横坐标。从出生时弃婴的性别认同问题，到成长阶段的少女教育，之后过上为人妻母的生活或为娼为奴的日子，直至生命终结——我们可以看见的墓志铭留存及其后代命运的蛛丝马迹。她们一生中可能会面临着公民政治、宗教活动、家庭遗产继承、守寡再醮、通奸离婚等人生境遇。波默罗伊力求为读者呈现出古代女性趋于完整一生的全景图卷，无论是方寸之间的深居闺室，还是罕见驰骋在政治天地，无论是在雅典、斯巴达、底比斯、格尔蒂，还是在罗马及更广泛的希腊化地区，涉及“受制于父”（inpotestate）、有夫权婚姻、主妇美德等关键议题，所有方面均被纳入研究范畴。这可以满足不同兴趣者的需求，而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式，也成为女性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波默罗伊的研究并未局限于古代女性处境本身，而是将每一处论证嵌入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女性群像为锚点切入社会史研究，若脱离具体社会背景则无法完整理解历史上的“她们”。否则我们便难以理解古代“缺乏男性保护的女性生活的确可怜”（p65），雅典女性公民要始终处于男性监护之下（p93）。正如好比不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法律背景，就不能充分理解《红楼梦》中尤氏母女因原生家庭无男性而处于弱势的原因。古代社会中母亲、妻子、奴婢、妓女伶人等群体的生存艰辛与生命脆弱，唯有置于具体历史与社会框架中审视，才能让这些或被遗忘、或被认同、或被否定的群体，获得真正立体的理解。

多重证据法：历史与当下，史事考察中的实证与想象

单一考古资料或文献资料难以支撑古代女性生活复原这一宏大主题，而艺术史、心理机制、数据统计、语言学等多学科手段，对研究历史上大多处于沉默状态的妇女群体颇具帮助，常能带来意外启发。正如《女神》译者所言“史学并不是认识历史的唯一手段”（见“对话译者：《女神》的翻译实践与学术启示”采访），波默罗伊正是采用这种跨学科视角开展研究。

在心理学应用方面，波默罗伊分析奥林波斯女神时，借心理学指出古代世界“一神一司一职”的解构行为，源于女神个性全面发展会引发男性失控焦虑（p12）；从天上神话到地上人间，又以受虐倾向心理机制解释部分古代女性将“宙斯”视为自我想象被征服的借口（p17）；其对心理学研究的引证分析，在古典时代文学女性形象剖析中尤为精彩（p143-p176），如通过回溯式心理模式说明雅典剧作家对强势女英雄的描绘是由于古代“妈宝男”的心理特质，女英雄成为了“胜利者的魔魇”，体现着男性对女性恐惧的历史传统，甚至女英雄的反抗被称作是“男性化抗议”。针对学界对前青铜时代母神假说的质疑，波默罗伊在《女神》中（p19-p22）通过对克里特岛出土新石器晚期小型人像的性别特征数量统计，推断母权制是文化建构而非历史事实，母神假说无法证明史前女性占统治地位。同时借用荣格心理学个人心理发展研究佐证此观点，并结合作者所处社会思潮指出，母权制假说或可为当下女性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支持。但波默罗伊多方举证后仍持开放态度，让读者能体悟精妙的思辨享受。

此外，波默罗伊还运用图像学、符号学开展墓地陶瓶女性形象辨别研究（p61-p71）；分析雅典母亲生理特征及罗马帝国早期妇女生育及死亡问题时（p102-p103、p250、p348），作者关注到人口学方法，引证古代女性月经初潮、男女平均初婚年龄、妇女平均抚养孩子数量及妇女平均寿命（比男性短5-10年）等数据。针对女性墓志铭稀少的现象，她结合多方研究成果，提出疑问：是因女性地位边缘化导致生前未被统计、死后未受纪念？还是早婚早育损伤身体致男女比例失衡，仅过早夭折妻子的年龄可能被记录在墓碑上（p129、p253、p296）？抑或是古代文献仅记录男孩等重要孩子姓名（p105）？波默罗伊也用语言学分析指出“法律”（lex）源自“绑定”（ligare），以此论证维斯塔贞女受到的规范（p326）……诸如此类论证在书中比比皆是。

波默罗伊将众多学科方法灵活融入古代女性史研究，在本就贫瘠的古代女性相关史料基础上，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与证据，这为后续古代女性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乌托邦计划”：波默罗伊的近乎自由女性主义

自由女性主义源于启蒙运动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它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无本质性别差异，后天教化差异导致男女差异的决定性因素。作为温和包容且具思辨性的学者，波默罗伊提出“我们应从义务而非权力的角度去理解古典时代雅典的各种政治角色。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家族和国家的义务都是公民一生中的头等大事”（p90）。这一古典语境下近乎自由女性主义的观点——无关性别，只关能力，在读者心中闪过一丝希冀。不过无法避免的是，此处女性主要指有公民身份者，其对城邦的首要责任是为家族生育下一代合法公民。个人主义平权观念更适用于权力和奖励的分配紧紧依靠能力的精英制度社会，而民主制对贵族制的颠覆，使古典时代女性退出历史舞台中心，转向个体男性间的平等博弈，进而形成男性整体阶层（p118）。

波默罗伊遵从西方古典女性史研究中科学客观的学术原则，打破过往唯男性话语体系视角，在保证史实确信的情况下，较为真实地还原出古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地位，为失语女性群体发声，这是其伟大之处。《女神》中诸多内容印证了古代父权制特征及其深远影响：如西方文学自《荷马史诗》起的漫长厌女史、早期特殊母系模式中的“母凭男神之子（英雄）贵”（p33）、嫡庶有别的财产继承方式（p40）、从荷马赞美俄瑞斯特斯到埃斯库罗斯塑造“善好神”的统一性，再到罗马社会以父亲名字阴性形式称呼女儿（p252）——这与现代子女冠父姓类似，可见此类父权观念已存续逾千年。此外，书中提及学者认为婚姻是男性设计的对女性的惩罚（p176）、古代男性血亲亲吻女性以确认其是否饮酒（p235）等内容，既令人啼笑皆非，也让现代读者理解古典思维。古典并非爱伦坡、歌德式浪漫主义，更多代表血腥残暴、与现代理想相悖的一种模式。

作为一部有着鲜明女性主义立场的著作，波默罗伊明确表示，她的真正任务并非单纯为古典时代的女性进行辩护，而是要跳出传统男性视角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框架，去还原古代女性日常生活的真实面貌（p350）。对于就事论事的学术论述而言，特定关注不等于虚构内容。波默罗伊持近乎自由女性主义立场，客观展示了不同身份女性，无论是贵族妇女、政治实权者还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高等妓女等群体的生活处境——她们或被压迫、或被奴役，且遑论彻底的斗争反抗，甚至她们都没有言说苦难的载体。总体而言均只有有限的自由，而另一方面作者也不偏不倚地在书中为古典时代的男性释以公道。波默罗伊展示了其理性精神与客观立场，通过严密论证在无形中为古代女性发声，这是人类思想的进步。

事实上，为受压迫女性反思的立场并非历史现代性的产物，欧里庇得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男性知识分子也曾关注这一议题。书中对欧里庇得斯笔下女性形象的剖析（p158-p171）尤为精彩，波默罗伊指出“欧里庇得斯是首位同时从男女视角看待性道德双重标准的作家，父权制以各种方式戕害女性”；而“最早的斯巴达法典对女性最友善，最晚的雅典法典对女性最严苛”的论断（p61），更体现出她超越学术层面可贵的生命关怀。

不过，受限于所处时代背景与政治生态，古代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性议题的反思并非全然彻底，仍存在明显局限性。波默罗伊探讨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乌托邦文学”中的两性内容（p176-p182），如其中呈现的一夫一妻制缺失、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废除私有制的公妻制等。但她同时批判这类作品仍存在阶级分层——女性在其中享有较高地位，仅是因消除城邦内部纷争时碰巧涉及女性议题。至希腊化时代，受女性经济实力提升、王室女性政治影响力增强及哲学家影响，两性关系发生变化，女性在政治、法律等领域获得更多权利，但这仅囿于上层少数女性，高级妓女、妾与底层妓女等下层女性处境并未改善。此外，该时代出现大量女性艺术形象（p183-p227），如《女神》封面源自罗马戴克里先浴场博物馆的《熟睡的赫马佛洛狄忒斯》双性神祇形象，波默罗伊就此发问：这些形象是源于希腊男性的窥阴癖，还是对女性与男性同等性魅力的承认？而这究竟意味着女性获得更多自由，还是遭受更多轻贱？

Sleeping Hermaphrodite

“失语”史料与“失语”群体的对话

古代女性史研究存在显著史料局限：一方面受研究者个人时代局限，另一方面古代女性作为“失语”群体，史料本身匮乏且完整性不足，现存古典文献多出自男性之手，易带偏见或固化女性刻板印象。对此，波默罗伊也承认，有关古代女性的史料时空分布参差不均，对女性生活的记载存在阶层占比差异（p47），但她认为有责任去研究全体女性的历史，避免过度强调上层阶级及涉及她们相关的史料，转而将更多下层阶级及边缘女性群体纳入研究范畴，这一尝试值得称道。历史研究需以可信史料为基础，亦需合理的研究思辨。在具体论证中，波默罗伊面对古风时代等史料晦暗的时期，她在出示史料的同时还引述其他学者观点，进行“引而不发”的审慎分析；虽承认手头史料存在偏见，却能推及客观事实，如提出“我们知道有一些妓女尝试像良家妇女一样生活，却从未听说过女性公民想当妓女”（p142），展现出冷峻且包容的思辨能力。这种基于史料的客观论证，结合必要时的开放性解读，再辅以综合的多学科论证手段，使她的研究在半世纪前的学术环境中极具先进性，因此，针对先天不足的史料问题，我们需要理解波默罗伊其实已经在这一方面做得近乎完美。

不过站在普通读者的角度，难免会感到遗憾：对于古代数以万计女性的一生，此书的呈现终究只是一则“速写”。好在波默罗伊已做到对不同阶层女性的全面覆盖——既关注到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上层女性，也将目光投向了食不果腹、沦为奴娼的底层妇女，为后续研究铺就了建设性道路。即便如此，古代女性史的探索仍有大量未知待解，漫长征途尚需继续前行。但不可否认，《女神》在过往古代女性研究存在本体“失语”、史料“失语”、公众关注度“失语”的背景下，率先开启了一场对这一缺失的追问，更为21世纪的现代公民思考两性问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参照。今人有幸通过《女神》获得更多反思与奋争的力量。古典时代虽与我们相距甚远，但那些鲜活真实的生命，她们的美丽与智慧，她们的个性与见识，甚至她们的命运，仍以不同形式在当代人身上延续。

“生命周期从女性的照料开始，又以女性的照料终结”

波默罗伊在结语处提及现代女性如果身处罗马人中会感到更自在（p350），这一观点易引发读者共鸣。罗马妇女在经济独立、婚姻自由、活动范围、受教育程度、政治参与度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均与雅典女性存在显著差异。甚至部分罗马妇女还可以参与或组织文学沙龙来展现其卓越与高雅（p267）。而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古典时期妇女的生活黯淡无光，哪怕是在希腊化时期的雅典女子，在经济或法律上享有的解放也几近于无（p199）。但作者也表示我们难以评判当时的女性是否真就对此心怀不满（p141）。实际上，这种“自在”并未脱离男权话语体系，奥古斯都时代女性需要在丈夫生前从一而终，在其死后共享命运。

至尤维纳尔时期，这种忠诚更异化为“对已婚地位的热爱超过对丈夫的爱”（p324）。帝国时代对家族女性的赞美，常成为男性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工具，对女性的尊奉本质上是对其父亲、丈夫、儿子或兄弟的恭维，可悲就在于“与雅典女性相比，罗马女性是自由的；但她们同罗马男性相比并不自由”（p289）。而对女性的神化，实则也是建立在规范理想化女性举止的基础上（p314、p329），即便维斯塔贞女拥有“处女的特权”，也会在国运福祉发生变化时遭受“疑神疑女”的无妄之灾（p323）。

但在古典世界尾声，伊西斯崇拜的兴起带来意外却又合理的历史转向——这种曾占据主导地位的崇拜，在宗教领域产生广泛影响，仿佛从“母神假说”（尽管尚未成立）出发，又回归母神崇拜的内核，就如同“生命周期从女性的照料开始，又以女性的照料终结”（p65）。伊西斯崇拜契合希腊化与罗马世界的个人主义精神，无关群体与性别，仅聚焦个体；在信仰调和论所指认的“上帝是一位妇女”的语境下，所有个体仿佛回到人类伊甸园时刻，引人深思：若有改写历史的机会，男女群体的社会关系将走向何方？

女性哀哭者与停尸场景，丧葬哀歌双耳几何瓶，约公元前760-公元前750年，雅典国家博物馆

尽管希腊人是最早反思女性社会角色的族群，但这类反思不会改变或难以改变古代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根本历史困境——正如波默罗伊所言，历史上女性始终被“有理有据”地限制在特定空间内（p351）。在西方古典文化中，由历代知识分子不断巩固的厌女思想体系，堪称最具破坏性的遗产；而伊西斯作为“充满爱意的母亲”，或许只能为我们留下美好却脆弱的想象。但这份想象时刻提醒我们（如此书译后记所言）：“女性史研究关注着人类历史上那些平凡但又伟大、默默无闻但又不可或缺的角色与要素。”《女神》一书恰为这份思考提供了独特视角，为理解西方女性史研究与女性主义思潮的历史脉络与未来可能，豁开了一扇崭新的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