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住不起，机构不赚钱”：农村养老院到底怎么了？

摘要： 文 | 长青研究社，作者 | 林 韶，编辑 | 邵亚希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太枣村，位于黄河畔，有2000余户村民，青壮年大...

文 | 长青研究社，作者 | 林 韶，编辑 | 邵亚希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太枣村，位于黄河畔，有2000余户村民，青壮年大都外出务工，如今留在村里的，大多数都是老年人。

1997年出生在太枣村的张小凤，是太枣村养老院的院长，大学专业是康复治疗学的张小凤，一毕业就回到村里，拿着手头的30万，又贷款了200万，盖起了这座乡村养老院。

谈起初衷，张小凤说爷爷当时罹患癌症，而父亲要在外赚钱给爷爷治病，无法回家。

子女在外谋生计，老人无人照料的情况在村里很常见，张小凤认定老龄化如此严重的背景下，在农村开养老院不仅有市场，也能帮到有困难的老人。

但等到养老院开起来后，现实却与张小凤的设想相差甚远。

养老院开业至今，才勉强达到收支平衡。目前养老院一个床位每月最低收费1200元，大约有20位老人入住。

农村老人大多没有稳定收入，住院钱需由子女承担，或几个子女分摊。虽然村里的老人不少，但花钱住养老院的却很少。

除了客户难找，张小凤的另一个难题是员工难招。很少有人愿意回村工作，因此养老院长期缺人手。

张小凤经常要和护工一起为不能自理的老人擦身、换药，唯一的厨师若是请假，小凤也要下厨为老人们做一日三餐。

太枣村养老院不过是中国千万个乡村养老院中的普通一个，但这里正在遭遇的农村养老院困境，却是中国农村普遍面临的“空心化”叠加“老龄化”问题的现实缩影。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显示，全国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超1.2亿人，约占全国老人的45%，但养老床位只占全国约20%。

在大多数人眼中“前途本应一片光明”的农村养老院到底怎么了？

01 挪上用下，“老人养老的钱”被用在了下一代

作为社会化养老的重要部分，农村养老机构分为公办与民办两类：前者由政府兜底，服务特定困难群体；后者市场化运营，却长期陷入“低水平均衡”运营困境，张小凤的太枣村养老院就属于后者。

现在很多人谈起“农村养老院该如何经营”的时候，更多的还是聚焦于老年人需求本身，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农村社会环境下的诸多问题：

一是在农村社会语境中，老年人并没有孤立在家庭之外，养老一直被看作“家事”而非老年人自己的“私事”，这一观念长期影响农民的养老态度。

所以在张小凤的养老院里，我们看到决定老人是否入住养老院的从来都不是老人自己，而是老人的子女。

二是在社会保障水平和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一个月200元左右的养老金，使得农村老年人不具备购买机构养老服务的能力，他们的养老离不开家庭资源的支持。

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几个子女共同来承担老人的住院钱。即使面对低到1200元/月的费用，很多老人也只能摆摆手说“要是1200元一个季度，还能住得起。”

所以，农民的养老安排是被高度统筹在家庭的发展性目标之中。农民养老的决策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

我们说的家庭发展性目标是指进入城镇化阶段以后，大部分家庭正经历从简单家庭再生产到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现代化转型，并形成了新的发展性目标，比如提高生活质量、实现阶层跃升等。

“简单家庭再生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家庭仅维持现有生活水平和劳动力规模，未对子女教育、技能等进行额外投资以提升未来竞争力。

“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家庭再生产形式的延伸分析，强调家庭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基础上，通过额外投入资源（如教育、资本积累等）提升下一代的阶层地位或家庭整体经济实力。

在这个背景下，农民家庭新的养老目标不仅包括维持老年人基本生活秩序，还包括处理好养老与家庭发展性目标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涉及家庭资源的重新分配。

总结来说，就是传统时期家庭资源在养老投入上分配较多，而进入城镇化阶段后，在新的家庭发展性目标驱动下，家庭资源在下一代的投入变多了，对应的在老人身上的投入就少了，这就是我们定义的“挪上用下”，毕竟家庭资源蛋糕就只有这么大。

02 南辕北辙，农村养老院的供需错配

随着养老目标的变化，农民对农村养老院服务产生了需求，这为农村养老院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与想象力。

在理想状态下，农村养老院服务会自发填补家庭养老的缺位。

然而，在农村养老服务供给过程中，农村养老院始终陷入在满足老人需求的“个体视角”和改变空间规划的“技术视角”，不能积极回应家庭整体诉求，出现了供需错配，最终导致农村养老院举步维艰。这种供需错配主要表现在：

一是，资源错配，农村机构养老成本显化与家庭养老支持能力弱化之间存在错位。

在家庭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传统家庭伦理逐渐让位于发展主义逻辑。

结婚彩礼、进城买房和子女教育等构成农民家庭的发展性目标，完成这些目标需要消耗巨量的家庭资源。

加上老年群体在家庭决策中的话语权式微，农民不得不调整家庭策略，将家庭资源向下一代倾斜，优先保障年轻人的婚姻和子女教育等目标实现。

这种代际剥夺虽然维系了家庭发展动能，却导致养老支持系统持续弱化，子女仅为老年人提供少量资源。

这意味着农民仅有少量的养老资金来购买养老市场服务，而当前一些农村养老院的收费远远超出了农民家庭的实际支付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农村养老院老人一般隔几个月就会搬回家，隔段时间再来”。

因为他们的子女大多是50岁上下的农民工，上得抚养老人、下要补贴子女。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他们去城市干建筑小工、保洁等，收入还不错。

但经济下行，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他们只能退回农村待着，这时候就会选择自行护理家中老人。

二是，服务内容错配，单一化的养老服务供给与动态化的家庭需求之间存在错位。

农民家庭的养老决策始终嵌套于代际发展周期中，形成"生产-半失能-失能"三阶段的差异化需求。

当老年人具备自养能力时，他作为生产者存在，是对农民家庭劳动力的补充，对支持家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农民对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最低。

随着年龄增加，一部分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加上独居、身体残疾等特殊情况，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有所增加。

子女如果被“拴”在家照顾老年人，必然会影响家庭经济收入，无法完成家庭的发展性目标，甚至还有陷入贫困的风险。在该阶段，家庭对机构养老服务存在一定需求。

随着身体状况继续恶化，老年人从半自理向完全失能过渡，进入失能状态的老年人彻底失去行动能力，将加重家庭照料负担。

在老年人完全失能的阶段，农民家庭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将老年人交给养老机构，但是费用极其高昂。在此背景下，农民家庭通常会选择第二种照料方式，即子女承担照料责任。

大部分养老机构的服务内容紧盯老年人个体的需要，显然忽略了农民家庭生命周期中经济理性与伦理责任的双重诉求，导致农民家庭机构养老服务购买意愿不高。

三是，情感满足错配，机构养老中亲情体验缺失与家庭养老价值发挥不足之间存在错位。

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养老虽面临物质供给不足等问题，但其蕴含的血缘亲情始终是老年人精神慰藉的核心来源，即便生活条件有限，日常性的代际互动仍能维系基本的归属感。

反观农村养老院，在空间分布上，出于成本考虑，一般在城郊地区提供集中养老服务，表现出“郊区化”的趋势。

在管理方面，按照“不出事”和“风险规避”的逻辑采取封闭式管理，将农村养老院变成一座远离老年人熟悉环境的“孤岛”。

农村养老院往往以现实功能满足为核心，只注重照料方式的改变，忽略了情感体验的重要性。

不少老年人产生被子女抛弃的恐惧心理，一些老年人被子女送往农村养老院后，会通过绝食、装病等极端做法进行抗议。这些因素造成农村养老院在农村养老话语中处于被“排斥”的状态。

作为一种新的养老方式，农村机构养老不仅是养老形式的变化，还涉及生活系统、心理适应和情感满足等方面。

在提供标准化服务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在情感、价值等方面的主观需求，是机构养老服务供给对接农民家庭需求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

03 量体裁衣，“找适合农村养老院的法子”

农村养老院的发展大多会经历“排斥期”、“培育期”、“稳定期”三个阶段。

破解农村养老院的发展困境的办法在于探索出一套契合农村社会需要的经营策略，实现养老服务供给与家庭需求的最大程度匹配。

一是，采用“半市场化”经营机制减轻家庭养老负担。

一般来说，养老机构的运营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投入和人工成本等，这些决定了养老机构收费水平的高低。

所以，需要在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基础上形成“半市场化”的经营机制，比如采用“公建民营”的经营体制、采取“家庭经营”的夫妻店运行模式、撬动社区内部资源，吸纳社区闲置劳动力来减少雇工支出。

二是，提供“基础性”服务对接家庭最迫切养老需求。

结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养老支出水平低的特点，农村养老院将自身定位为“托老院”，从做好小事入手，重点提供“实用性”和“基础性”的服务，满足老年人吃得好、住得暖、有人陪伴、及时就医等基础性需求，回应农村老年人和农民家庭诉求。

三是，采取“弹性化”的管理机制，实现“家―院双栖式”养老。

养老院夜晚采用全封闭式管理，白天则适度扩大老年人的活动范围，允许老年人在机构周边活动。

在“弹性化”管理机制下，老年人处于养老机构与家庭之间的“过渡”状态，既没有完全进入养老机构中，也没有彻底脱离家庭。

这种管理机制更加适合农民的生活习惯，让老年人在不脱离熟悉环境的基础上得到妥善照顾，满足了老年人的心理体验。

最后，总结来看，农村养老院的困境，本质是传统家庭伦理、现代化家庭发展目标与市场化供给间的激烈碰撞。

唯有在尊重农民家庭资源分配逻辑、发展诉求及“血亲价值”的基础上，平衡功能照护、成本控制与情感联结，才能为农村养老开辟真正可持续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