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再过一小时,娃哈哈争产案香港高院聆讯,宗馥莉PK三“弟妹”

娃哈哈争产案即将在香港高院进行聆讯,宗馥莉与三位“弟妹”之间的争端将再次受到关注,此次聆讯将决定娃哈哈集团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管理层结构,这场家族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当“中国首富”“民族品牌”“家族传承”这些标签交织在一个商业帝国的权力交接时刻,往往会掀起比商战更复杂的漩涡。宗庆后离世后,其独女宗馥莉与三位自称“同父异母弟妹”的资产争夺战,正在上演一场跨越法律、伦理与商业逻辑的多重博弈。这场看似简单的遗产纠纷,实则折射出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在财富传承上的深层困境。
据报道,2025年8月1日下午4点,香港高等法院的内庭聆讯将成为焦点。三位原告——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指控父亲宗庆后生前设立21亿美元信托基金,要求冻结其中18亿美元资产。而宗馥莉则以2020年遗嘱为据,主张境外资产由其单独继承。这场预计仅持续5分钟的程序性聆讯马上就要展开,而背后则是长达三年的证据拉锯战。
案件最吊诡之处在于原告身份的合法性。三位宗姓子女始终未公开DNA鉴定报告,反而要求法院调取宗庆后杭州某医院的遗体检材进行比对。他们口中的“生母”杜某,被曝是宗庆后早年商业伙伴,但始终未持有结婚证明。根据中国《继承法》,非婚生子女虽享有平等继承权,但需先确权血缘关系。原告方在港、杭两地诉讼均回避亲子鉴定,转而强攻资产冻结,暴露出证据链硬伤。法律界人士指出,这种“先冻结后举证”的策略,在跨境诉讼中极为罕见,凸显其证据薄弱的现实。
更值得玩味的是建昊公司的董事结构。自2022年起,宗馥莉已全面掌控这家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离岸公司,而汇丰账户资金流动需经其指令。这或许解释了原告为何将离岸公司列为第二被告——试图从操作层面封堵宗馥莉的资产处置权。但根据香港《信托法》,若信托确实成立且早于遗嘱,独立于遗产的信托资产将不受遗嘱约束。宗庆后2020年立下的那份由两名下属见证、无亲属在场的遗嘱,在法律效力上存在天然争议。
争产风波已冲击娃哈哈经营基本面。第三方数据显示,娃哈哈电商平台日销量下降30%-50%,经销商因股权不稳暂停进货,关联直播销售额暴跌70%,新茶饮品牌“娃小宗”面临渠道信任危机。杭州上城区文商旅集团作为持有娃哈哈46%股份的国资股东,已成立专班介入。职工持股会代持的5%股权去向,也成为博弈焦点。
这种震荡折射出家族企业传承的制度性风险。《2024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报告》显示,83%家族企业未设家族委员会,62%创始人未与继承人签署股权协议。宗庆后直至临终前才匆忙立遗嘱,埋下了今日争产风波的隐患。更值得关注的是,建昊公司作为离岸信托的核心载体,其董事结构与资金流向显示,宗馥莉早已实际掌控境外资产,这或许解释了原告为何采取“冻结资产倒逼确权”的策略。
这场纷争在社交媒体上引发激烈讨论。有网友直指原告“回避亲子鉴定,证据不足却强争财产”,也有人从法律角度分析:“若信托成立,遗嘱对信托资产无效,关键看证据链是否完整。”支持宗馥莉的声音强调“婚生子女继承权优先”,而同情原告的观点则认为“非婚生子女权益不应被剥夺”。更有评论指出,这场纷争暴露了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制度短板——83%家族企业未设家族委员会,62%创始人未与继承人签署股权协议。
宗庆后遗产案不仅是个人财富分配问题,更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传承困境的缩影。在那个外资品牌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年代,宗庆后凭借“联销体”模式打造了饮料帝国,却在财富传承上留下隐患。其生前设立的复杂股权结构和海外信托安排,未能避免今日的纷争。这种困境在《2024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报告》中得到印证:83%家族企业未设家族委员会,62%创始人未与继承人签署股权协议。
这场跨越三年的法律博弈,最终可能以证据链的完整性定胜负。若原告无法提交信托契约原件,且DNA鉴定排除血缘关系,宗馥莉将大概率胜出。反之,若信托成立且血缘关系被确认,资产分配将重新洗牌。但无论结果如何,宗庆后遗产案都在提醒:在财富传承中,法律工具的严谨性远胜于血缘亲情的模糊承诺。对于中国家族企业而言,建立制度化的传承机制,或许比商业帝国的扩张更具挑战性。
当香港高等法院的法槌落下,这场波及百亿资产的纷争或将进入新阶段。但比判决结果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提供的镜鉴——在财富积累的同时,建立清晰的法律架构与治理机制,才能避免“富不过三代”的宿命。毕竟,真正的商业遗产,不仅是财富的延续,更是制度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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